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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整个行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传统影视主演阵容仍以观众熟悉的演员为主，几乎难见新鲜面孔。而新鲜面孔的受众，也更多集中在某一圈层。撑起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巨兽《哪吒2》不需要演员，而群星云集的《酱园弄·悬案》则遭遇口碑票房双输。

　　明星，本是当代社会流行文化所创造的世俗神话和偶像，而今天，这个神话正等待新的叙事。曾经的明星是代表着集体记忆的“全民偶像”，他们靠着一部部佳作进入大众视野。而如今在全球去中心化浪潮下，电影与长剧式微，过去的造星“神话”难以为继，明星的生存现状也在日益“圈层化”。

　　旧神话瓦解、新秩序未立的当下，传统造星逻辑的失灵，不仅是行业的境况，也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明星面临全面祛魅的当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明星？而我们自己，又在成为谁？

　　华语影视在80、90年代创造了一批国民演员，他们的诞生是技术发展、时代背景、行业制度与公众审美共同塑造的必然结果。造星不存在刻意体系的时代，却恰恰能够创造国民明星。

　　电视的普及是这个无形的造星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它将娱乐活动的中心定格在家庭场景，形成了全民性的文化共鸣。电视剧《渴望》（1990）曾造就万人空巷的场面，制片人之一郑晓龙之后回忆：“公安部还给了我们剧组一个奖。因为《渴望》的播出犯罪率下降，小偷都不去偷东西了，因为他要看片子。”在娱乐形式单一、作品数量低的时代，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就意味着家喻户晓的可能。

　　同时，北电、中戏等文艺院校、文工团等专业文艺团体，也在系统性地创造演员。以刘晓庆、姜文、巩俐、葛优、陈道明为代表的前辈演员，再到后来的蒋雯丽、陈建斌、于和伟等中坚力量都是如此。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更为他们提供了丰沃的创作土壤，《围城》《三国演义》《红高粱》等扎实的文本成为了演技试金石，演员也凭借深入人心的角色成为全民认可的艺术家。

　　彼时，香港电影广泛输入，录像厅流行开来，与随之而来的VCD、DVD迅速普及。“东方好莱坞”将成龙、周润发、周星驰、李连杰等巨星推向了全世界，更创造了80、90后对香港电影黄金期的集体记忆。此后，伴随着2002年《南方都市报》“四小花旦”概念的提出，传媒的力量开始塑造内地娱乐圈明星格局，将“星味”推向大众讨论。

　　进入21世纪，类型剧推动新一轮造星浪潮，尤以古装偶像与仙侠题材为盛。《仙剑奇侠传》《宫》《步步惊心》等剧集捧红了胡歌、刘亦菲、杨幂、唐嫣、刘诗诗等85后演员，《古剑奇谭》进一步助推了流量时代，创造了85、90两代“生花”。之后，流媒体平台的兴起加速了造星过程，偶像题材积累年轻粉丝，并带来了圈层化的影响。

　　好莱坞古典时代，米高梅老板梅耶一手开创的“明星制”创造了“明星比天上星星还多的盛况。直至几年前，好莱坞的明星制逻辑依然可行，如提莫西·查拉梅、西尔莎·罗南与赞达亚等人，仍凭借大制作作品崭露头角。

　　日韩电视黄金期同样以作品成就演员，《悠长假期》《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等剧将木村拓哉、宋慧乔、裴勇俊推向亚洲舞台。

　　彼时的造星逻辑简洁且高效：依靠具有中心地位的娱乐媒介，通过塑造具有记忆点的角色，实现演员个人形象与观众认知的深度绑定。这套体系运转良好，持续数十年——直到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与普及，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当前，全球造星模式在经历“双重阵痛”，旧模式退场，新模式未明。国内市场中，所谓“预制爆剧”虽包装精良、营销强势，却缺乏情感温度与真实共鸣。部分被力捧的年轻演员沦为“预制顶流”——数据亮眼、话题不断，却难以形成具有个人标识的文化影响力。

　　内娱困境并非孤例。好莱坞商业大片中熟面孔演员的高频出现，导致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与叙事割裂感的情况同样普遍；故事创新乏力，加之全球性审美降级与过度政治正确，即使真人版《小美人鱼》和《白雪公主》试图捧出新人也难以获得观众认可。

　　这套运转、更迭数十年的造星体系，如今已如危楼般岌岌可危，而其地基的松动，源于三重结构性变迁。

　　在电视台主导的“制播分离”时代，选角的核心在于“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掌握着市场话语权，决定着电视台的广告收入。2010年代起，随着影视公司的集中上市，加之网播平台崛起，资本大量涌入，行业逻辑彻底被改变——“大IP+流量明星”在当时成为避险万能公式，社交媒体声量高、粉丝动员力强的明星，成为制片方眼中的“安全保障”。

　　在这套新逻辑中，演员不再是“艺术创作者”，而是流量方程式里的“可替换零件”。数据选角成为常态，IP开发如同流水线灌装罐头，平台定制剧占据半壁江山。随着公式的反复使用，也造成了内容只在有底盘的存量观众中消费，拓展不了新的观众群体，让长剧的内容道路越走越窄。同时在短视频、短剧的冲击下，电影与长剧热度下滑，影视圈从“创作作品”转向“制造产品”。反而是少数“现实主义题材+实力派演员”的组合，如《狂飙》《山海情》《人世间》，在流量围城中突围。

　　明星的价值始终与作品深度绑定，当作品失去全民影响力，造星能力自然随之缩水。这一问题并非内娱专属：好莱坞“合约艺人”制度早已成为历史，Netflix、Disney+等流媒体平台凭借分众化内容，削弱了传统巨星的话语权；《鱿鱼游戏》既能让无名演员全球走红，也能让明星再难跳出同类型角色。

　　电视台的信息垄断早已被社交媒体彻底打破。在微博5.9亿月活跃用户构成的流量池中，抖音、小红书的算法持续推送新鲜面孔，TikTok更是将“一夜成名”批量复制。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革命，让明星的诞生路径随之发生质变：无需“十年磨一剑”的积累，一档综艺、一场直播，甚至一条创意短视频，都能让素人跻身“网红明星”行列。

　　部分演员全年多部作品却无人问津，而主播凭借亲民话术收割千万粉丝——明星与网红的边界愈发模糊。前者纷纷入局直播带货，后者则争相进军影视圈，“明星网红化”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这种身份错位是注意力经济的必然结果，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被看见”比“被记住”更重要，至于用什么方式被看见，似乎已无人在乎。正如社交媒体热点“朝生暮死”，明星的热度保质期亦如夏日冰淇淋般短暂。

　　这种因载体变迁而引发的行业衰变，在华语音乐领域早已完整上演，巨星不再，也离不开大众对“造星”进行的参与度，圈层化特征愈发显著。而这个流程，也正在如今的内娱影视行业进行复制。

　　如今，观众与明星之间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欣赏与被欣赏”。当粉丝不再是普通观众，日常行为充满打投、应援、做数据，他们便从旁观者变成了“养成者”，甚至自封“股东”。对他们而言，消费行为不仅是情感寄托，更是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就此，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分众时代。一方面伴随着能够引发跨代共鸣、形成家庭共同观演体验的作品日益稀缺，传统造星模式逐渐退场，所谓具有“国民度”的演员开始停留在上个世代；另一方面大众裂变成无数个平行宇宙，每个亚文化圈子都有自己的造星标准和消费逻辑，传统意义上的“全民巨星”正在成为历史。这种圈层化的趋势，既让小众文化获得了生存空间，也让造星大厦彻底失去了统一的地基——毕竟，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顶流”，所谓的“巨星”又该如何定义？

　　明星产业的起起落落，从来都不只是娱乐杂谈那么简单。它像一面哈哈镜，虽然有些变形，却精准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状态的变革。

　　当下，我们正见证着“明星祛魅”的转折，2025年甚至可被称作“明星祛魅元年”。前有《酱园弄·悬案》的众星云集创造了票房口碑双输，年底又出现《疯狂动物城2》明星配音引发的争议，反而是一个明星也没有的《哪吒2》《浪浪山小妖怪》能让成人和孩子共同观看讨论，实现圈层狂欢之外的情感共鸣。

　　这一系列现象，离不开前文所述短视频平台、流媒体传播对“权威”的彻底消解。此外，明星过度曝光带来的神秘感消失、专业能力与德行的持续脱钩，以及价值贡献与收入回报严重失衡，也加重了祛魅的进程。

　　表面上，名导大片用作品“造神”的过程变得透明且可复制，观众不再为所谓的高端产品买单，明星的“不可替代性”正在被稀释。更进一步看，当下“208万”们与普通人的对比愈发强烈，他们的成长不再被视为励志故事。日益割裂的阶层叙事，让“明星”成为被祛魅和被审判的对象群体，“明星”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甚至可能成为负价值。

　　公众评判的天平上，内容本身的价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重量，压倒明星曾经的“光环”。这场“祛魅”的背后，也映照出当前周期的社会文化状态。

　　一方面，最直观的莫过于情感联结方式的天翻地覆。二十七年前，《还珠格格》热播时，全家围坐电视机前讨论小燕子的调皮、紫薇的温柔，同学间互赠明星贴纸、传唱影视金曲。那时的明星，是代际沟通的“通用货币”，也是维系集体情感的纽带。

　　可放眼现在的娱乐生态，人们更加接受“与我有关”的精神产品：你在B站为虚拟歌姬的演唱会打call，我在微博为偶像的新剧做数据，他在小红书沉迷综艺选手的花絮。所有人看似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各自蜷缩在网络小团体的“信息茧房”里。这种圈层归属的强化，让人们在小圈子里找到了更精准的身份认同。

　　当然，集体文化叙事并未彻底消亡。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期间，樊振东、潘展乐等体育运动员收获的全民喜爱就证明，当观看的内容足够有力量，依然能打破圈层壁垒——只是它换了一种更贴近年轻人审美的方式，从“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参与”。

　　另一方面，如果说明星产业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造星神话的快速迭代，则照出了当代人被迫“拧巴”的生存哲学。

　　过去的演员信奉“十年磨一剑”，像周星驰跑龙套近十年才熬出头，这种“积累即正义”的成长路径，与当时“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观完美同构。可是在互联网时代，造神与毁神就在弹指之间，“顶流”随时可能因“塌房”被钉在耻辱柱上，素人却可能凭借一条视频一夜爆红。速成神话像一剂，不断强化着“选择大于努力”的成功学焦虑，早已渗透到很多打工人的骨髓里。

　　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告别了由少数恒星照亮的夜空，迎来了一个繁星闪烁却略显纷乱的时代。

　　“国民演员”的消失，不是某个人的失败，而是集体文化叙事的转向。这无关对错，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人们收获了选择的自由，不再被单一的审美绑架；也经历着个性解放的狂欢，每个人都能在小众圈层里活得风生水起。而在未来，我们或许也会迎来另一种形态的“国民巨星”。

　　所谓的“造星乏力”也并非是给行业画上句号，事实上每一个健康的内容产业，都会走向分众。造星神话不再，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在这个繁星闪烁的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明星”，又该如何在喧闹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