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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不仅为历史存档，更为未来开路。媒体人拥有话筒和钢笔——从市井烟火到边疆牧歌，每个故事都是时代的切片，让无力者前行，让悲观者前行，是他们的信念。但是，当媒体人不再拥有持有麦克风的特权，当新闻行业成为夕阳行业，当新传成为学生避之不及的天坑专业，那些行业内的人将走向何方？还会有人进入这个行业吗？

　　是的，还是有人坚持在岗位上，还是有人进入这个行业，还是有人做着这样的事。

　　1998年，是属于传统媒体行业的黄金年代，互联网尚未普及，报纸、电视、广播仍是信息传播的绝对主力，记者还是时代的“无冕之王”。这一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全国数百家媒体派出记者深入灾区，用他们的文字和镜头拼凑出灾情全貌。《南方周末》凭借深度报道崛起，调查记者的揭露性报道，有着引发全国性舆论震动的威力。就是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江涛考上武汉大学，选择了广播电视专业。

　　大学期间，江涛接受系统新闻学专业培养，大三时，他与三位室友均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实习。在央视四套国际频道一学期的实习中，江涛熟练掌握了新闻选题策划、采访拍摄、后期编辑的全流程操作。江涛说，新闻采编重要的不是学习了专业理论，看了多少专业书，而是一个人的感悟能力和语言文字组织能力，所以往往实操更加成效。

　　当实习期结束时，江涛的三位室友均选择提前锁定央视工作岗位，并在毕业后顺利入职。在当时广电传媒行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该专业应届生中仅有约20%选择继续深造读研，绝大多数更倾向把握就业黄金期。然而，江涛说，他当时并没有做好走出校园的准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保研本校，继续在广播电视专业深造。

　　研三那年，江涛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次面临就业问题。而彼时清北及人大、武大、南大的新闻院系在传媒业界很受认可，其毕业生多流向央视、湖南广电等头部媒体平台。江涛从小在武汉长大，所以他没有选择了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而是选择留在本地。研三下学期，江涛通过校招进入湖北电视台。那时，校招流程不像现在这么复杂——需要投递简历、面试，再根据岗位进行笔试、面试，江涛投递简历后，面试通过就进入岗位工作了。

　　江涛最初考虑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想做体育记者。但是当时国内优质体育赛事IP及转播权等核心资源几乎被北京、上海垄断，湖北电视台体育新闻的发展存在明显局限。而2005-2010年前后，社会民生报道火热，《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都市报开辟“民生直通车”专栏，将镜头对准农民工欠薪、拆迁补偿、医保改革等社会话题。《中国青年报》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追踪报道引发全国震动，推动国务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民生新闻在舆论监督、公共服务、社会动员等方面的功能得到充分凸显。基于对传媒生态的考察，江涛进入电视台之后，主动调整职业方向，选择了时政民生类新闻岗。

　　在民生时政工作经历中，江涛与城市“新闻触角”——通讯员群体，产生密切联系。通讯员的任务是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寻找民生新闻，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比如很多人是出租车司机、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通讯员向电视台、报社提供新闻线索，电视台、报社给予线索费，通讯员甚至可以拿到好几份线索费。慢慢地，通讯员发展成一种职业，记者和通讯员逐渐形成固定搭档。这种颇具草根智慧的新闻生产模式，在传统媒体黄金期曾焕发蓬勃生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通讯员”职业逐渐消亡，成为传媒发展史上的一笔浅色印记。

　　薪资待遇方面，2005年，武汉三环以内的房价是3500/平，一碗热干面3元钱。江涛那时一个月工资绩效，加上稿费，收入在7000-8000元，不算上额外收入——作为省级媒体的记者，采访收到红包是非常常见的，甚至占部分职员的收入大头。江涛说，虽然当时工资的绝对数量赶不上现在，但是论购买力是远高于现在的。并且江涛作为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已经为他在本地购置了房车，除去房贷车贷的压力，江涛那时的收入可以说非常可观。

　　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五点半下班，按照安排出去拍摄，回来写稿，江涛工作前五年都按照这样的轨迹运行。时政民生类新闻没有明确时间限定，加班熬夜是常事，几乎可以说全年无休。所以从2010年起，江涛开始转向做一些民生新闻栏目的制片人，参与制作一些新闻栏目，比如说《帮女郎在行动》——一档以“有事要帮忙，就找帮女郎”为口号，解决民生问题的节目。

　　在民生时政岗和民生新闻栏目各工作五年之后，江涛逐渐对眼前的规律生活感到厌倦，2015年，江涛离开新闻栏目，开始转入做一些专题节目。江涛说，做专题节目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管理人事上，平时也不一定要按时按点打卡上下班，可以花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文化专题节目。

　　2018年，江涛参与制作了名为《大美湖北》的文旅节目。这是一档以“外交使节从世界走向湖北”为主题的大型文旅外宣栏目，通过邀请多国驻华大使与文化名人深入湖北八个代表性城市，以实地探访、文化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现湖北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和经济发展成就。江涛说，这是他非常满意的一个节目，既带有外宣作用，又足够有趣吸引人。他平时也很喜欢看这类文化宣传的片子，比如说《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很有深度，制作很精致，同时又带有娱乐性，很适合现代人欣赏。但是很遗憾的是，因为《大美湖北》经费需求和节目赞助需求很大，前期要花很多时间筹备，比如说要跟驻华大使、地方政府、政府负责人、当地的名人联系，沟通成本很大，加上后来国际局势的变化，这档节目并没有持续进行。

　　江涛说，他的工作经历一直很平顺，没有大起大落，真要说起困难或者不顺的地方，就是工作上的调整会让人措手不及。比如说，2009年，江涛策划了一个户外真人相亲节目，尝试做了一年，收视率特别好，于是计划将节目搬到演播厅里，那时候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还没有还没有出现，但是因为领导变更，后来也不了了之，也就失去了抢占这类节目定位的先机。

　　江涛从2015年进入另一段稳定工作期，唯一有所变化的就是2020年初。彼时武汉作为抗疫的一线，新闻工作仍然在运作。当时江涛已经不在新闻岗，但是当时新闻节目非常缺人，于是江涛主请缨前往前线支援，到医院隔离区做直播工作，传达抗疫一线信息。江涛说，这大概是他作为新闻人最后一段高光时间。

　　面对现在的行业环境，江涛说，越是这样的环境，就越得坚持；越是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候，主流媒体的作用就越重要。作为党媒，虽然速度比不上互联网，但是深度还是要有保障。

　　作为一个从业二十年的新闻工作者，江涛是幸运的。他既是行业变迁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红利的受益者——恰好赶上了传媒行业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又遇到了房地产发展的红利期，现在收入稳定，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又能弹性工作，花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35+的年龄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辅助自己研究兴趣领域，雕琢自己的职业深度。

　　我会永远记得08年的夏天，屏幕前那位拿着话筒站在体育赛场，传递信息、情感与力量的人。”章邯回忆道，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成为他入行的初衷。10岁的章邯并不知道那个站在摄像机前，拿着话筒的人是记者/体育解说员，但是他那时候就下决心一定要成为那样的人。

　　2011年至2015年以来，传统媒体的渗透率逐年下降，但在同一时期，PC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渗透率则逐年提高。新媒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挤占了传统媒体的市场。2016年，新媒体行业主要的矛盾还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击。这一年，章邯以理科生的身份考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追寻他的媒体梦。

　　章邯说，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专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老师——孙毅老师。孙毅老师教授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核心专业课，是一个典型的老教授形象，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点古板。他的口条算不上好，甚至带着浓重的黄石口音。他上课从来不用PPT，总是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常常会写满一整面黑板的板书，也会建议学生使用纸质笔记。章邯说，他一度觉得这位老师有一些跟不上时代，但是当他真正走出学校开始运用知识于实践的时候，却发现他传授的东西是最好用的。他甚至会反复翻看当时的笔记本，去看各种新闻的格式写法和优秀案例。

　　大三下，武大安排章邯集体实习。恰逢三台合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为总台），那年总台不招收实习生，所以章邯和几位填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学只能自己再去另外找实习。焦头烂额的情况下，章邯通过熟识的学姐介绍到《荆楚大医生》节目组实习。在湖北电视台整体创收水平一般的情况下，《荆楚大医生》当时的盈利情况还比较可观。节目主要通过跟湖北省内的多家三甲医院进行独家合作，深耕健康科普。章邯说，自己的整个实习过程非常充实，并且跟组里的制片人以及摄像编导老师都相处得很好，包括编导和一些摄像老师，甚至他们现在还会保持联系，自己也确实实打实地学到了很多知识。章邯坦言，他的专业能力和眼界更多是在研究生阶段锻炼的，但是在《荆楚大医生》节目组是他第一次长时间参与一个项目，从前期对接采访对象，撰写科普脚本，到跟进后期。可以说，这是章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初接触。

　　在内卷风气还没有演变到现在这么极端的时间里，章邯在武大度过了浪漫而自由的四年。章邯从大二就开始明确保研的计划，终于在2020年迎来保研报名时间。在此期间，他一直朝着北大新媒体研究院的方向准备，但是最终他却进入了北大体育教研部。章邯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他在保研系统中误触了与新媒体研究院相邻的体育教研部，偶然了解到有一位导师研究体育新闻与传播。章邯回忆道，他追寻的是体育传媒，最开始吸引章邯的也是体育解说员，换言之，其实是因为体育才选择的新传，所以严格来说体育记者才是他的“第一选择”。在弄清这个逻辑之后，他将体育教研部选入第二志愿。恰恰命运就是那么神奇，章邯以专业第二的成绩错失保研到北大新媒体研究院的机会，却恰好保研到了体育教研部。于是，章邯开启了作为非体育生的体育教研部研究生生活。

　　一场突然的疫情造成了太多遗憾，那些隔离在宿舍或是家里日复一日地上着网课的日子仿佛被生活按下了加速键过得飞快，大一的新生在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后就变成了“大二的学长学姐”；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在度过了“放假在家时间大于开学在校时间”的日子之后就要面临着择校考研或选择就业。由于隔离太多赛事延迟或者取消，空有一腔热血的章邯错失了很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2022年秋招，章邯抱着非总台不去的想将所有筹码押给总台，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总台第一轮简历筛选就Pass了章邯。这一下子打乱了章邯所有的规划，求职不顺，毕业论文也艰难推进。此时章邯手中只有一个市级电视台和一个事业单位的offer，他当时心想，如果他选择进入体制内，他未来一定会后悔。加上他了解到主动延毕可以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考虑再三，章邯决定主动延毕一年。

　　就是在用时间换空间的这一年间，章邯完成了在新华社的实习，实现第一个在国际性的新闻现场采访——《博鳌亚洲论坛》，章邯作为组委会的实习生，负责主持群访和对接嘉宾采访，全程观察了很多业内顶尖人士专业化的操作流程。章邯说，近距离接触电视里的知名媒体人，才会更加震惊于她们的专业和谦逊，自己也更加有学习的目标和动力。除此之外，章邯还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解说梦想——经过重重选拔，章邯成功报名2023年7月成都大运会的主持人，那是他第一次到世界性综合大赛的前线去做直播讲解。当时的一位业内前辈对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体育媒体这一行，检验热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全程跟一场像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综合性的大赛。”因为这将近20天的时间里，需要从早到晚坐在演播厅，讲解完一场比赛紧接着要去准备第二场比赛。尤其在当下，体育不仅是体育，更涉及到政治、文旅以及城市的方方面面，所以解说员要准备更好方面的准备，甚至包括所有运动员国家的历史背景。而章邯主要讲解小球运动，恰好团队招聘的小球讲解员又很少，所以章邯那段时间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虽然疲惫，但是每天跟一群同样满怀热爱的朋友一起奋战，章邯觉得似乎还可以再坚持。而在此之前，章邯参加《沸腾吧！解说员》比赛，直接接触了很多业界不友好的刻板印象以及不公正的行业操作，严重挫伤章邯的职业信心，他甚至将大运会作为圆梦式的最后一战。

　　大运会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追梦冒险，热烈消退之后，章邯再度面临秋招。这次他将希望全部压在新华社，从笔试、面试、考核各方面都表现良好的情况下，还是一路陪跑。然而柳暗花明，在入职新华社无望之后，刚好这一年总台的招聘流程很慢，章邯意外上岸了总台。到此，08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小孩，24年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岗位，成为电视机里拿着话筒站在体育赛场，传递信息、情感与力量的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章邯刚刚结束在总台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被调到西安站进行两年的地方台工作。章邯说，自己意外被调到总台的总编室，其实与自己一直以来的记者方向有所偏差，所以他想用这两年的成绩为自己争取一个进入记者部的机会。章邯说自己一直都算坚定，可能中间因为一些挫折有些徘徊，但是并没有停止脚步或者偏离方向。外界的很多声音对他来说影响并不大，哪怕从2008年到2024年，整个社会和行业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大家听到新闻人，或许会下意识想到扛着相机、三脚架奔走在一线的记者，或是坐在格子间修改稿件的编辑，但是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所属单位，不需要坐班打卡，却需要时刻在线；他们享受着不用通勤的便利，也背负着收入波动的不安；有人曾是媒体记者，用行业经验换取更大的表达自由；他们见证过传统媒体黄金时代的余晖，现在也适应着用一千字换取几百块稿费的现状；有人逐渐接受商业资本的植入，也有人还在温饱线与表达欲之间反复衡量。随着全球新闻媒体组织与记者数量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萎缩，被排出单位的新闻记者以及未能成功进入报社单位的新闻学生中，不少人选择成为了自由撰稿人。

　　向阳并非经过系统新闻学训练的新闻人。高考填报志愿时，和许多人一样，他听从长辈建议，选择了被认为薪资高、就业前景好的小语种专业。然而，这段学习经历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体验。语言学学习往往伴随着对对应国家文化的深入理解，以法语学习为例，学生们常通过观看法国电影，自然而然地感受法式浪漫风情。但向阳所选的小语种属于中亚北非地区，相关国家文化中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观念，课堂内容和整体学习氛围让他难以适应。

　　实际上，向阳对新闻报道的关注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彼时，作为一代人偶像的柴静也是他心中的偶像。向阳说，在他读高中的时候，柴静的《看见》总是会被摆在学校附近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也被他当时的语文老师推荐为文科生必读书目。向阳一直很关注社会新闻，面对不公之事总会义愤填膺，加之热爱写作，逐渐意识到成为记者既能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又能深入挖掘社会议题，这一想法在他心中悄然生根。不过，高三阶段，受升学压力影响，他接触的新闻多为宣传性质的短消息。直到大一那年，他在朋友圈偶然刷到校媒关于性少数群体的报道，才重新点燃对新闻的热情。这篇报道让他惊讶地发现，校园媒体也能关注如此多元的社会议题，加入校媒的念头随即在他心中萌生。

　　向阳说，不管是柴静的流行，还是当时校媒的风光，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那个环境下，周围做新闻的同龄人拥有满腔的热血——2017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重大火灾。事发两天后，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了通知，拆除大兴新建区的群居房。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记者迅速跟进报道。同时，武汉大学的《新视点》也是当时极受认可的校媒之一，他们有一些报道甚至“跑”在了很多社会媒体的前面，向阳说，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受到的关注度小，所以反而可以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那些名气大的社会媒体做不了的话题。

　　向阳在校媒的经历给他后来的撰稿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不管是写作经验上，还是行业信念上。同样在2017年，北京彻底整治“开墙打洞”，北外附近街道面临整改，当时人大、民大以及北外的另外一个校媒都做了相关报道。向阳认为他们的报道过于范式化，于是决定去实地探查情况，自己动手写一篇报道。向阳在媒体现有报道上接收的信息显示整改的地区是皂君庙附近，但是向阳实地考察后发现整改范围是整个皂君庙路。前者只是一个数百平米的点状遗址，而后者则是包括好几个社区、大型商场以及高校的区域。向阳说，“皂君庙”与“皂君庙路”虽仅一字之差，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一刻他真的意识到了新闻采写，现场实地勘察的重要性。在做校媒的时候，向阳经常会翻看以往的优秀的作品。比如有一个报道医院挂号难的文章，原稿是“夜里10点”，编辑改成了“晚上10点”。向阳反复琢磨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呢——因为这一篇稿子的整体文风偏向平实走向，而“夜里”跟“晚上”相比，多了那么一丝文学味，编辑为了整篇稿子在文风上的统一性，改成了“晚上”，就这样一个微小的改动，向阳对新闻稿文字细节的把控感到非常震撼。

　　向阳感慨，校媒的兴衰与行业生态紧密相连，二者互为镜像。他回忆起，前段时间他偶然碰到校媒新来的记者聊天，闲聊中，对方提及北外宿舍楼梯突发失控下坠事件，他下意识追问：“你们跟进报道了吗？”，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这让他颇为诧异——在他印象里，这类突发校园事件，曾是校媒记者争这抢着报道的，如今却无人问津。更令他唏嘘的是新一代校媒记者甚至不知道柴静是谁，谈及心仪的媒体，答案多局限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在就业选择上，他们也更倾向视频制作领域，文字报道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2019年，向阳走出校园。彼时，行业环境正悄然生变，调查报道在报刊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低，愈发紧张的舆论生态让许多知名媒体机构难以开展严肃报道。而向阳除了自身的新闻理想或者社会责任感之外，本身就很喜欢文字和写作，所以非虚构写作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一方面可以深耕新闻行业，从事新闻写作；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采编权和新闻审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但是非虚构写作成就突出的媒体机构并不多，像澎湃新闻、南方周末每年招聘岗位有限，所以权衡之后，向阳选择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进行写作。

　　自由撰稿人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一般平台栏目或机构的撰稿任务主要包含“自主报题”与“日常领题”,自主报题就是自己去投简历，跟编辑聊想法，通过了就可以报题，提交选题单；日常领题是指编辑会不定时在微信作者群内发布待领选题，大家依照个人能力与兴趣领题并完成稿件。一般来说，“日常领题”更为常见。

　　自由撰稿人除了不用去坐班，日常工作模式跟机构记者并无本质区别。向阳说，起初确实会隐隐产生一种漂泊般的无归属感。记得2020年疫情期间，他熟识的一个编辑问是否愿意接手一个需要去上海出差的选题，当时编辑再三强调务必要量力而行，考虑自身安全问题。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既为编辑的贴心关怀而感动，又真真切切体会到那种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疏离感。向阳说，当时可能受到普遍社会观念的影响，总觉得加入到一个公司或者部门，成为这个组织中的固定一员，就会有一种组织归属感，比如说所谓的大厂荣誉感。然而随着承接的选题日益增多，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无需依赖所谓的组织庇护，与媒体机构之间始终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向不同的媒体机构投稿。

　　现实上看，自由撰稿人在很多方面确实处于风险端，撰稿人要等稿件发布才能拿到稿费，而稿子能不能发出来，不仅仅取决于审查，还取决于编辑。比如2021年郑州持续遭遇极端暴雨，地铁五号线发生严重积水现象。当一位编辑因与前一位撰稿人协调失误，在事件发生三天后紧急联系向阳，希望他进行一些采访工作。但是在这样的重大灾难事件中，遇难者家属已经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多次采访，向阳尝试联系遇难者家属之后察觉到对象接受采访的意愿并不强烈。他只能再去联系编辑寻找解决办法，通过另一位熟识的编辑，向阳发现线下采访也不太现实，经过几番周折，这个选题最终并没有做成，而向阳在前期调研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就这样打了水漂。收入层面的不确定性更为显著。甚至很多时候撰稿人需要自己垫付出差费，如果稿子发布了，编辑会把出差费和稿费一起发放，如果稿子没有发出去，那就只能自己承担出差费。

　　自由撰稿人的主要收入是稿费，而稿费标准一与文章质量、选题难易程度挂钩。2021年之前，稿费水平较为可观，千字稿酬普遍在300-1000元，向阳经常可以拿到千字700-900的稿费；而2021年之后，行业整体稿酬下滑明显，多数稿件只能拿到400-500元/千字，若能达到600-700元/千字便已属于高薪水平。除了单价下降，稿费发放的稳定性也成问题：很多时候采用项目结算制，这个月完成的稿件，稿费可能下个月发放，也可能延迟两三个月，撰稿人要不停追着编辑结算稿费。

　　工作节奏上，自由撰稿人确实可以自主把控强度——向阳通常每周完成两篇短篇稿件，每两周产出一篇深度长文。在选题匮乏时，他也会跨界承接科普视频文案或软文写作，以此填补收入空档。而他们的自由也意味者行业保障的空缺。自由撰稿人没有工会性质的组织，也没有所属部门，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以个体身份单打独斗式地跟机构对接工作。一旦遭遇侵权、洗稿等问题，只能独自承担维权成本。现实中，维权投入与最终收获的巨大差距，让侵权者往往有恃无恐。2024年新华社调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遇到袭击，受到广大网友的讨论，同时多个主流媒体发声声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向阳说，自由撰稿人没有媒体单位背书，也没有行业保障，过去很多自由撰稿人在采访的时候遇到人身威胁，并没有和体制内的新闻工作者受到一样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也是自由撰稿人觉得很艰难的。

　　如果重来一次，会不会选择再次选择成为自由撰稿人？向阳说，如果几年前的话，他肯定会说：“我一定会这样选择。”但是就如他之前采访的一个宝妈所说的：“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很多东西都被消磨掉了。但是，没有办法去设想再来一次会怎样。因为已经有了情感连接，就不可能再把它抹杀掉，哪怕你知道他的出现会让你有很多的不幸。”向阳说，新闻对于他来说也是这样的存在。哪怕很多声音都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哪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有各种各样的槽点，但是对他而言，新闻教会他怎样去获取信息，怎么相对客观地去看待事情，怎样跟不同的人交际，怎么有更多的思考。而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所有人都坐在泰坦尼克号上，所以坐在船头还是船尾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新闻也没有那么“神圣”——新闻只需要一些热情、一些浪漫主义、很多的责任感。新闻只是让受访者讲述了自己没有机会讲的事情，给未来留下一份关于历史的底本。

　　作为记者，他们不仅是时代的观察者，更是平凡光辉的收藏者。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与梦想，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生活图景——每一种认真生活的姿态，都值得被郑重记录，都应当被时代铭记。尽管他们不再被社会尊崇，尽量他们也自嘲为新闻民工，尽量他们天天叫喊着辛苦，但是他们始终在做、在写、在发声。这也是新闻人久立潮头的唯一原因。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年春季《非虚构写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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